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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推动协同创新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充分利用港澳人才、资金、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大湾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做实做强粤港澳高校联盟，加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消除科创资金流动障碍，促进科创人才更加便利交流交往。支持共建科技园和各类大数据平台，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在大湾区建立产业研究院、孵化器。推动国家和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平台建设。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大湾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公交网，加快推进港口资源优化整合，加强区域内机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设施和航运服务体系，增强整体国际竞争力。

　　五是推进公共服务配套衔接。港澳青年在内地就读就业逐年增加，建议适当放宽其在内地购房限制，简化就业审批规定，建设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供港澳模式公共服务，为港澳青年就业创造更多机遇。加强在建校办学、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合作，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六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大湾区工商界、学术界和行业协会等的合作交流，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间交流。发挥各级政协大团结大联合功能，密切与港澳各界特别是青年社团的团结联谊，支持港澳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合力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港澳同胞共担民族复兴责任、共享祖国伟大荣光。

　　刘奇葆

　　请李稻葵委员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如何跑好高质量发展的马拉松。

　　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那么，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呢？仔细考虑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下三点值得深思。

　　第一，绝不摔跤、崴脚、岔气，严防重大波折。

　　重大波折可能来自于金融风险。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十年甚至二十年。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大约172万亿人民币，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导致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它证券，提升金融稳定性。

　　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

　　第二，边跑边提前补水，不断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个是劳动力素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产业和就业能否留在国内，就要看我国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够比得过这些发达国家。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还得干那些机器做不来的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具有前瞻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初中以及高中阶段基础性教育，不仅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技术所难以复制的人文社会等综合软素质。

　　另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短期来看，应该适当地鼓励人口生育。更重要的是，要有彻底的思维转变。今天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其经验积累、技能保持、身体状况，比20年前的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好。老龄人口有含金量，应该通过改革，鼓励他们自愿参与社会劳动，化压力为动力。

　　第三，利用好马拉松路线上的上坡、下坡，要善于用好正常的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