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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和改革要取得实效，必须加强宣传引导，做到概念清晰、区分明确。公众只有了解、理解，才可能支持、遵循，尽快形成社会共识。

　　姚正陆认为，加强信用普及宣传，需集中力量做好三个层面的准备工作：首先，理论准备，改变社会信用实践远快于理论的现状，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体系；其次，学科准备，打破行政法学、经济学等相关研究的壁垒，鼓励院校多学科融合研究，并将设定社会信用边界、确立基本原则等作为重要目标；还有宣传准备，向公众宣传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及时吸纳并反馈公众的意见。

　　王伟认为，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集中体现为金融领域的经济信用体系，以及社会领域的公共信用体系。通过立法的严格界定，要让公众搞得清它们分别干什么、管什么。

　　央行牵头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沿用了发达国家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征信”概念，其内涵、概念相对成熟明确，已被广泛接受。

　　同时，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采用“公共信用”等有明显区分度的表述，发挥概念引领作用，避免与金融领域的信用体系混淆。对于需要记入信用记录的违法行为，可以表述为记入公共信用档案，并进行公示等。

　　信用市场机构专家认为，各类地方和行业的信用法规、文件，是具体信用实践的最终依凭，其中表述错误、概念打架等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对混乱不清的信用概念应明确统一。

　　专家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对涉及信用条款的文件用语，进行统一和规范，对已经发布的信用文件，由原发布部门尽快向公众解释说明。

　　亟待出台上位法

　　今年5月1日，《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开始施行。这是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部省级社会信用方面的综合性法规。

　　与其他省份现有条例相比，这个条例在全国首次建立了滥用职权认定黑名单的惩罚机制。

　　受访专家还认为，目前社会信用普遍存在“乱、散、杂”弊病，重要原因是顶层法规缺位。

　　虽然多地已“试水”信用立法，但在国家层面，除2013年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2014年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外，新法规一直未出台。

　　具体来讲，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应发挥两方面指引作用：

　　一方面，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不该管什么，严格框定信用边界。

　　王伟、姚正陆等表示，在加强社会信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学界对社会信用治理边界的共识，应该以法律形式明确。

　　另一方面，阐明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原则，让信用治理不出格、不失当。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王利民说，信用联合激励和惩戒作为信用立法里的“执行条款”，与公众利益直接关联，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对各地信用法规具有示范效应。

　　王利民建议针对信用奖惩明确“关联原则”“比例原则”和“责任自负原则”：即奖惩范围与直接行为须有明确联系，奖惩程度与行为轻重程度一致，信用奖惩责任人严格界定，不转移。

　　此外，建议规定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引入失信主动修复权，鼓励失信人改过向善。（记者王珏玢、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