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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ST摩登公告表示，“控股股东伙同相关金融机构擅自以公司名义”开展的担保业务已构成关联交易，且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披露程序，因此上市公司不予认可这一系列的担保。公告还指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厦门国际银行签署的《存单质押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换言之，厦门国际银行的业务模式与上市公司治理和信披规定存在一定的龃龉之处。

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康尼机电。2017年，康尼机电作价34亿元收购龙昕科技全部股权，龙昕科技董事长廖良茂成为上市公司董事、副总裁。但其后上市公司发现，廖良茂私自以龙昕科技在厦门国际银行拱北支行的3亿元贷款、为深圳鑫联科贸易公司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获得的3亿元授信+资管计划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7月，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以贷款提前到期为由划扣了龙昕科技的2亿元资金。

对于此事，厦门国际银行向《红周刊》记者解释称，龙昕科技于2017年9月为鑫联科贸易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的贷款提供存单质押，贷款发放时，龙昕科技尚未被康尼机电收购(收购时间2007年12月)，不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

据证监会2018年公布的警示函显示，作为富贵鸟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未就富贵鸟在厦门国际银行的存款“是否被用于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情况”进行函证。截至2017年中报，富贵鸟账面现金有20亿元，但负债也居高不下，呈现出典型的“大存大贷”特征。2018年4月，富贵鸟债券违约。

类似问题的公司还有辅仁药业。2019年，ST辅仁因付不起股东分红款而引起轩然大波，其资金链风险爆发。其中，上市公司大股东辅仁集团与厦门国际银行的借款额度较大。据公开的司法文件，厦门国际银行南平分行曾申请要求查封、扣押辅仁集团和朱文臣等4108万元的财产。

名无实有的“大股东贷”

为何厦门国际银行能频频划转多家上市公司的存款和理财产品？

据《红周刊》记者了解，业内曾有传言，厦门国际银行曾有项业务，俗称“大股东贷”。对此传言，厦门国际银行相关人士对《红周刊》记者否认了此事。不过从上市公司公告情况来看，确实有上市公司存款/理财被用于为大股东的融资提供抵质押或担保。

比如*ST升达，公司原实控人曾“凌驾于内控之上……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核同意，以公司名义向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形成资金占用”，其中就包括以上市公司子公司贵州中弘达存放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的存款及对应利息为质押担保，作为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向上市公司大股东升达集团授信3亿元的增信措施。后因升达集团未能偿还贷款，厦门国际银行于2018年7月划扣贵州中弘达的3.05亿元存款；此外，采用同样的方式，贵州中弘达还为升达集团的子公司升达环保的贷款提供担保，贷款逾期后，厦门国际银行禾祥支行又划扣了贵州中弘达2.03亿元贷款。

除上述已爆雷的上市公司外，《红周刊》记者还注意到，有不少上市公司和厦门国际银行有过合作，如亿联网络在2018年~2019年期间，从厦门国际银行购买了多笔理财产品。此事也引起交易所的注意，对于亿联网络的2019半年报、年报，交易所曾多次问询，要求就上市公司就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或理财产品是否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形作出解释。

整体来看，《红周刊》记者注意到，这几年上市公司进行理财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据Wind统计，2017~2019年，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规模分别为1.39万亿、1.8万亿、1.42万亿。其中，同期上市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总规模分别为1.22万亿元、1.56万亿元、1.27万亿元。考虑到2018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企业资金面整体趋紧的背景，上市公司购买理财的规模却逆势创出历史新高，显得颇为突兀。

《红周刊》记者亦了解到，有不少上市公司为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以在该行的存款为变相的抵押或购买该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同时可套利。譬如诺普信、昂利康、金时科技、佳云科技、ST抚钢等上市公司公告均透露，曾以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资产为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如此行为的结果是，在相关上市公司出现偿还风险后，银行大概率会冻结或强行划转上市公司账户中的存款或理财资金。譬如2019年12月，*ST围海就公告称，公司于2018年12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购买了华夏银行慧盈系列结构性存款产品，由于*ST围海从华夏银行宁海支行获得的1.35亿元贷款出现逾期，上述结构性存款于2019年12月到期后未能赎回，而是被华夏银行宁波分行划至宁海支行用于归还逾期贷款。

那么，银行的上述做法又存在哪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