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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贾樟柯终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时，学校课堂播放的国产电影让他感到失望，“要么是完全商业化的，要么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如果很多年之后，人们通过电影了解现在人的生活，会发现了解的都是虚假的。”贾樟柯回忆。

　　他想改变这种状况。大二那年，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员打算先分头创作剧本，最终选择其中一部齐心合力拍出来。

　　贾樟柯写作了《小山回家》，灵感源于他在学校附近工棚见到的农民工。他在这些人的身上，见到了自己家乡朋友们的影子。此前，他从未见到有电影去拍摄这群人。虽然，那一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人。

　　贾樟柯和小组成员们，在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之后，决定拍摄贾樟柯的剧本。经历了四处借钱、求人借器材等过程之后，这部50分钟的短片终于完成。

　　最初的放映地点是在贾樟柯的寝室，有二十多人来看，15分钟后就走了一批，结束前只有贾樟柯和副导演顾峥还在。顾峥将录像带锁在了抽屉中，对他说，“贾樟柯，你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贾樟柯不甘心，又在北大放了一场。北大的学生让他感到了一些安慰。北大学生在观看中，会透过那部片子讨论起中国经济和农民工的议题。这成为了贾樟柯此后所有电影的一个共性：人们有时把他的电影当成一种真切的媒介，愿意透过他的电影，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这之后的六七年间，他拍摄了让他声名鹊起的“故乡三部曲”。这些作品都有极其相似的内核：一群贾樟柯熟悉的县城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陷入了某种困境。贾樟柯以一种完全平视的视角，呈现出这些人心中微妙又惊人的变化。

　　他早期的电影都无法在国内公映，却一直被知识分子广泛讨论。但对于导演而言，无法让作品和最具相关性的观众有效对接，还是让他陷入沮丧。《任逍遥》之后，贾樟柯有一年没有拍摄电影，甚至想过放弃这一行。他曾和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可能不再拍电影了。”对方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将难关熬过。

　　2003年，事情迎来了转机。官方在北京电影学院开了一次会，不久之后，宣布对第六代导演集体解禁。贾樟柯的作品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内地的大银幕，但却迎来了市场的尴尬回应，《世界》是他首部在国内公共放映的电影，票房只有200万元。之后，《三峡好人》让他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国内票房依然不好。

　　但实际上，包括他无法在国内放映的那些电影在内，贾樟柯的每部作品都是盈利的，并且利润率不低。一方面是他的电影在国外的票房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有一种商人的理性，“我预算准确性很好，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赔钱是赔在超支上。”他说。

　　在国内，接连的票房不如意之后，他也在积极地去做商业上的尝试。之后他拍摄的《二十四城记》是和华润地产合作的作品，并且使用了明星，拍摄的《海上传奇》是受世博会的邀请的“世博献礼片”。后者，让他陷入很大争议，曾经以地下、反抗者形象示人的贾樟柯，似乎突然“主流”了起来。

　　那段时间，他接受作家绿妖采访时，被问到，“如果人大或者政协让你去当委员，你当不当？”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发言不被打断，我就当。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个性非常彪悍的人，可以独立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说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2018年，导演贾樟柯成为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还乡

　　贾樟柯工作室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他在各大国际影展斩获的奖杯。他穿着一双红色袜子，坐在房间里——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他既是一个国际化的导演，又是一个浸润在中国传统风俗中生活的人。

　　他上一个本命年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在赶制《三峡好人》，准备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时，他接到姐姐电话：父亲诊断出晚期肺癌。当年3月，他的父亲去世。料理丧事那些天，他家乡的朋友一直陪他彻夜守灵。

　　这些朋友，是他在外闯荡这些年生怕冷落的人。张晓军是贾樟柯的发小。他记得，有时他打电话给贾樟柯，贾樟柯没接到，打回来时，贾樟柯会先道歉，“感觉贾樟柯特别怕朋友误解他不在意老家的朋友了。”张晓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