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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赵涛觉得巧巧应该是一个大姐大式的人物，举手投足都有江湖气。但在写作人物小传的过程中，她推翻了这个设想，“江湖只是一个身份，巧巧所有的反应不单是一个江湖人的反应，更是一个女人的反应。”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赵涛将这想法告诉贾樟柯，贾樟柯调整了剧本：用类型片的手法，展现影片前半部分的江湖世界，当巧巧出狱之后，则进入到情感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影片前半部分呈现“江湖”，后半部分讲述“儿女”。

资料图：贾樟柯。龙剑武摄

　　少年江湖

　　贾樟柯最初拥有自己的结拜兄弟，是在70年代末。那时，他刚读小学二年级。他的结拜兄弟们，很多过早辍学。那是一个很多家庭不重视教育的时代，直到贾樟柯上高中，九年义务才写入《教育法》。

　　贾樟柯没有因为朋友辍学就不再和他们联系，放学之后，他常和辍学的孩子一起玩。他们这些少年，和县城待业在家的青年，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异的县城江湖图景。汾阳县汽车站，一些年轻人常打得满脸是血，被自行车驮走，拉往县医院。

　　这些不安分的县城青年，心中有一个特殊的江湖想象。中国旧时的江湖文化，在新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彼时，全国大街小巷遍布录像厅，其中播放着传入内地的香港武打片的盗版录像带。武打片中的虚构故事催生了县城少年们对于江湖的想象。

　　文化资源匮乏的80年代，武打片几乎是这些年轻人的宗教。有时，贾樟柯在混杂着烟草和脚臭味道的录像厅中，会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走出录像厅，枪战、白鸽和假钞的画面依然在他的脑海回荡，他像电影里一样拉帮结派、寻仇、报恩。

　　但他们所处的是中国县城，毕竟不是电影中那般浪漫不羁。多年的社会治安混乱之后，1983年，中国掀起一场对犯罪分子“从重、从快”的严打运动。

　　那年的一天早晨，贾樟柯起床去上学，见到县城的街道上，有一溜人被绳子拽着。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比他年长的大哥。

　　贾樟柯形容每当有朋友入狱，他就像被板砖拍了一下，“让我目瞪口呆。也就是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我觉得我必须离开。”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

　　与他那些很早辍学的朋友不同，贾樟柯一直在学校读书。他的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用强硬的父权一直在逼他走上“正道”。这个多年前因为出身问题与大学无缘的男人，如今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贾樟柯不爱学习，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更具活力的事物。高中，他是校内的风云人物，他留起齐胸长发，写诗、跳霹雳舞。彼时，这两者都是时髦的活动。遥远的成都，北岛在一场诗歌朗诵会上，由于听众的狂热冲击，不得不躲进厕所。那些年，被当时媒体称为“霹雳王子”的陶金，曾三次登上春晚。

　　在校外，贾樟柯是一位“倒爷”。他和在烟酒公司工作的母亲的同事们建立联系，批条子，最多时手上有一万元。他高三那年是1989年，这一年，全国的人均年平均工资只有1935元。

　　1989年，贾樟柯并不意外地高考落榜了。但也在那一年，另外的许多事带给了他震撼，让他开始琢磨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开始去了太原学画。那段时间，他白天画画，晚上写作。这两件事情，他都有兴趣，但又觉得都差点意思。直到一个决定性的瞬间降临到他的生活中：

　　1990年，在太原南郊公路开办的“公路电影院”，他打算花几毛钱消磨一个漫长的下午时，观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贾樟柯被电影中的熟悉感震撼，“我姨妈、舅舅，他们都住在窑洞里，跟《黄土地》里一模一样。那么熟悉的土地，那么熟悉的人，从来没想到会在电影里面出现。”他说。几天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但连考两次，他都没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第二次失败是1992年，这年年初，邓小平开始了一段南巡旅程。那时，贾樟柯的一位表兄拿到一个煤矿的批文，他几个一起学画的同学开起了广告公司。他们邀请贾樟柯一起做生意，被他拒绝。贾樟柯打算继续准备电影学院的考试。这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但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三年下跌，大批影院倒闭。没人知道，这个行业的前景到底会怎样。

　　电影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