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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同样亟待突破的还有吸引外资和开展国际交流的环境建设。让赵启正至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一件事：“浦东刚开发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由纽约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有九十次是一次接通，而我们向纽约、伦敦等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能一次接通的电话不到5个。上海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连电话都打不通，那怎么行？于是我们就找到当时美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AT&T，希望他们协助把浦东直至整个上海的通信设施现代化，AT&T也很高兴，立即就来到浦东考察。”

　　“与世界的联通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投资环境是勤政廉政。”赵启正回忆说：“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几名英国记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是否也会走向顶峰？’我当时的答案是，‘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事实上，浦东新区一开始就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投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拆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甚至还做了一些很细致的事情，比如在对外招商宣传手册上专门印上‘在浦东办事，无需请客送礼’。”

　　尽管疑惑重重、阻力不小，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已毅然打开。而也正是这场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让浦东、上海、中国越发生机勃勃。站在陆家嘴的中心绿地向四周望去：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中国26座宝塔后创作的;外观宛若“蝴蝶兰”的东方艺术中心，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国际会展中心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构想完成的杰作……赵启正一边望着远方，一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总认为，浦东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吸纳世界的资金与技术，更意味着要吸收世界的智慧。你看，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世界大师智慧的结晶，每一栋都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记忆。”

　　“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

　　英国的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中国的《战国策》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的时代，浦东和中国也都面临着“再出发”问题。“我以前总跟浦东的干部讲，我们要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今天我依然这么想，我们仍旧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到未来，要思考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赵启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1996年，浦东新区率先成立中国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就是预料到未来知识产权问题可能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锋点。这个法庭一成立，名声立刻就传到了国际上，被知识产权专家称为‘浦东创新’‘浦东模式’。效果也很好，外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上海讲理，中国讲理!”赵启正说：“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开发思路一定要有国际性和前瞻性。”

　　作为早期浦东开发的领导者与亲历者之一，赵启正始终关注着浦东未来的发展。“浦东开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过去，浦东是集齐天时、地利、人和，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未来，改革的挑战也会越来越艰巨，以后我们需要的是更高标准的发展，金融、高科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该怎么突破？还有国际环境，外交和政治斗争更复杂了，这都是我们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赵启正很自信，他说：“我对上海的期待没有变，它未来应该成为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那样的世界上最卓越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中国在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对话中赢得强大的话语权。”

　　巧合的是，当赵启正和《环球时报》记者谈到浦东与中国的未来时，我们走到据说是浦东一座最古老的建筑。这是金茂大厦前面一座民国初年的宅院，是浦东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墙上瓷砖是当年英国进口的，门框上还刻着法国画，屋梁上则有《三国演义》的人物木雕。在这里，赵启正向记者讲述了那一天采访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我曾经带着日本NHK的记者也来到这里，当时那个日本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上海历史上也开放过，黄浦江西岸的建筑都曾是开放的印记，那你们曾经的开放和今天的开放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他，那时的开放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开放，是不平等条约下的开放。而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开放是高质量、高速度、现代化的开放，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下的开放。”提到现在的开放，赵启正还说，外国资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同时中国也会遵守国际的共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