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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景胜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英烈保护法草案规定了保护英雄烈士的国家公诉机制，被侵害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近亲属已不在世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近亲属因无力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院免收诉讼费用。这一规定弥补了法律空白，解决了如果英雄烈士无后人或后人无力提起诉讼维权的问题。

　　“对于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案件，检察院提起公诉是必要且及时的。目前已发生的关于英雄烈士名誉权的民事诉讼，不足以承载价值观、宪法原则及精神的评判。”吕景胜说，宪法及检察院组织法都赋予检察院公诉权力。检察院介入英雄烈士保护具有极大的国家意义，彰显公权力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维护，起到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和警示作用。这一做法显然具有推广全国的示范意义。

　　此外，吕景胜认为，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后，社会各个方面都要落实好这部法律。比如，网络运营者应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法律出台后，再对侵犯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视而不见、坐视不管、消极无为甚至暗中纵容，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受到处罚”。

　　“按照英烈保护法草案的规定，教育部门应将英雄烈士事迹、精神教育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教育事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英雄烈士事迹纳入教学内容，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让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常驻后代心中。”吕景胜说。

　　培育价值观念

　　然而，立法只是给保护英烈名誉权画上了一条底线，底线之上该怎么办？

　　“英雄烈士名誉保护的底线是法律，底线之上是社会舆论、道德、文化的引导。学校教育、媒体、全社会都应认识到英雄烈士保护的重大意义，都有责任参与践行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这应是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吕景胜说。

　　在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公方彬看来，保护英烈名誉权也未见得完全从法律上来讲，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刚性和柔性两个方面着手。

　　“刚性就是法律，法律是底线。尊重崇尚英烈，不能只靠法来解决。我们制定法的目的不是惩治，而是用这个底线激励公众往哪儿走，是换一种引领方式。这样而言，无论是引导公众崇尚英烈，还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都是以法治为底线。不过，我们推崇的，还是依靠价值观念、价值系统来树立以英烈精神为主的信仰信念。”公方彬对记者说，除了教育，还要营造一种比较优良的环境，“因为优良的环境会在不自觉中渗入人的灵魂。所以，从长效机制而言，要靠法的规范，但法不是目的，惩治不是目的，还是要营造一种氛围，进入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