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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正义的这一倾向，恰恰又与江湖正义相反。江湖文化讲的是“快意恩仇”，为了情义、道义，人往往会快速地作出决断，多数情况下不会顾及所谓的步骤或程式，只要能实现“义”，过程已经不再被看重了。这也正是《英雄本色》的结尾：豪哥接过宋子杰的枪，杀死了阿成，断绝了他借助律师通过法律程序脱罪的可能，而这样的处理，尽管有悖法治精神，却是非常符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的，满足了观众善恶有报的期待，也实现了“义”的要求。

　　西方文化形式理性下的正义观，尽管对约束法权、避免冤错具有正面价值，但其抛开情义、精致的设计，实不利于敦厚人性的养成；江湖文化实用主义的正义观，尽管痛快淋漓，却难以克服权力的恣意，以及可能造成的不正义。探寻适应中国社会的正义，不应该拒斥进步的思想或制度，但还是不能忘却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法被视作“情理法”，情是被置于首位的，说到底，江湖也好，制度也罢，都是和人关联的。而人是有情感的，而重义的、高尚的情感总是超越功利的算计，彰显出人性的耀目光芒，这也是为什么弘扬情义的小马哥、巧巧的故事总能感动人。同样，一种现代法治的正义观，既要保障制度及其运行的正当，又不能忽视人的秉性，应该能够滋养人们向善、向上的心性，这或许是《江湖儿女》带给我们的另一番思考。